松涛阵阵，古柏千丛，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安葬着我们国家已故领导人、革命烈士，以及为国作出突出贡献的重要人士。
在这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墓，上面简朴的没有姓名、没有照片，也缺少事迹简介，只刻着24个苍劲古朴的大字：
先天下之忧而忧，与天地同在。
念人间之乐而乐，共日月齐光。
这里安葬的是我国第三位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
李先念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年少从军，转战千里，被毛主席赞誉为“英雄少年”、“不下马的将军”。全国解放后，他曾经拒绝赴京出任要职，结果却因为毛主席一句话而慨然上任，宵衣旰食，兢兢业业，历任国家主席等四个正国级职务，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敬仰和拥戴。
一、年少从军，战功赫赫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红安，这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名，从这里走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两大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少年时代的李先念家境贫穷，在经历了旧社会的残酷压榨后，年仅17岁的李先念毅然投身农民运动，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18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6年，李先念受革命运动的影响，从武汉回到李家大屋。当时九龙冲一带，已有董必武的学生王鉴、王秀松等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李先念回家后，就把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告诉二哥陈有元，有什么想法总是与二哥商量，在思想上达到统一。李先念以木匠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来还把蔡家冲的蔡席丰、李家大屋的韩爽先、李泽信等人动员起来，一块参加革命。
1927年，九龙冲成立了农民自卫队，陈有元担任中队长。同年11月13日晚，陈有元跟随李先念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年底，弟兄俩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麻起义失利后，鄂东革命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高桥区委让李先念和陈有元等人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当时国民党军每天都来李家大屋搜捕，可每次都空手而归。李先念在1979年5月回红安时讲过：“那时只有二哥知道我藏在红马寨的一个山洞里，连母亲都没告诉。我在山洞里躲了很长一段时间，二嫂和三姐有时化装成上山打柴的样子，用土罐子带点吃的给我。但她们不是每天都送，情况紧张时，几天都送不上一次。”
1931年6月，李先念任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兼县委书记，他的二哥陈有元担任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审判长，兄弟俩并肩战斗在一起。1932年秋，陈有元在“肃反”扩大化中受诬陷打成“反革命”，被政治保卫局抓走。李先念在路过新集时发现了二哥，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了解二哥对党忠诚，革命坚定，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李先念赶紧凑过去，二哥则大声地对他说：“兄弟，我犯了错误，不要管我。你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要革命到底！”
听着二哥的叮嘱，李先念的心里似刀绞一般。他深情地望着二哥点了点头，无可奈何地离去。
在那种“肃反”扩大化的特殊年代，李先念没有办法能救出二哥的性命。那次在新集杀掉的1000余名所谓的“反革命”，就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和副总指挥王树声的妹妹，也没能逃出魔掌，成为刀下冤魂。
后来，李先念的母亲和陈有元的妻子冒着胆子到新集去收尸体，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婆媳俩悲悲戚戚，一路哭回。
陈有元被杀害时，他的二儿子陈锡民只有4岁。4年之后，妻子因为悲伤过度，也离开人世。
此后，陈有元的大儿子陈锡金讨饭到县永河被好心人收养，二儿子陈锡民就靠跟人家放牛、打长工度日。
直到1941年，李先念回到李家大屋，才了解实情。便派交通员带着侄儿陈锡民和木匠师傅袁学福的三儿子袁成龙，一起到大悟山新四军第五师的学校读书。
1946年中原突围时，因为当时环境恶劣，李先念就让侄儿从部队复员回家。陈锡民回家时，李先念还送给他一件皮背心。直到今日，这件皮背心还留在陈家保存着。全国解放后，陈有元遭错杀的冤案虽然被昭雪平反，但李先念总抹不去对二哥的无限敬重和永远思念。因为二哥牺牲得早，李先念便以最大力量对侄儿们给予帮助。
1953年，李先念主持操办了侄儿陈锡民的婚事，还把新婚的侄儿侄媳接到武昌住了一个多月。
那一年，为人忠厚、正直、敢说真话的陈锡民，不仅当选村大队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先念生前曾五度回红安视察，有4次把侄儿陈锡民接到县城了解情况。因为他最信任侄儿的为人，从来不讲假话。
1971年冬，陈锡民受全村人重托，到北京去找叔父李先念要一台拖拉机。李先念解释说：“拖拉机有，可是全国有多少个生产队你知道吗？如果每个生产队都给一台拖拉机，目前国家就承受不了。你要回去做村里人的思想工作，不能因为我是国务院副总理就徇私，我们叔侄都要顾全大局。”
陈锡民觉得叔父李先念说得在理，回家后向乡亲们作了思想工作。
1985年，陈锡民去世，李先念安排申剑秘书参加侄儿的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加入红军后担任红四军团政委，参与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李先念充分发挥自己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优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极端环境中不断磨练自己，逐步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红军指挥员。
长期的战争，使我党涌现出一大批军政皆通、能征惯战的高级将领。1933年7月，李先念担任红三十军政委，在整个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中，年仅24岁的他最年少有为。
长征中，最先迎接到毛主席的就是红三十军的先遣队，这是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毛主席，内心十分激动。
毛主席很关心川西地区的形势和民生，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以及李先念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很多想法跟毛主席不谋而合。
在深入交谈后，毛主席得知眼前这位年轻的军政委只有26岁，赞许地说：“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咱们是相见恨晚喽！”两军会合后，李先念又担任先锋，打开了中央北上的通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凯旋归。
在西路军南下失败的时候，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翻过白雪皑皑的祁连山，穿越杳无人烟的戈壁滩，最后只剩下几百人到达新疆，辗转返回了延安。
对此，毛主席曾评价说：“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李先念被紧急约谈，总政治部想让他去八路军当营长，李先念一开始有些愕然，但很快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虽说红军整编后由于编制压缩，以前的军级干部普遍降为师一级干部，但从军级到营级，相当于数级天崭，这要是换了一个人早就闹开了，可李先念什么都没有做，此时的他一心渴望着上战场杀鬼子，哪怕让他当一个普通战士他都心甘情愿。
不过，李先念最终没有去八路军当营长，而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下，前往战略位置异常重要的中原地区，受命在敌后组建抗日根据地。
李先念只带了几十名老红军，就匆匆赶赴敌占区，在武汉周边的山沟里，以独立游击大队的名义，开展敌后抗战活动。
边区初创的时候，李先念身边的可用人手只有那么100多人，近乎白手起家，恐怕中央和毛主席都没有料到，李先念就靠这么一丁点的家底，筚路蓝缕，灵活机动。
在深入敌后和日、伪、顽夹击的极端环境下，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整合了多支敌后游击队，大量歼灭日伪有生力量，将队伍发展成为1.5万人的正规武装。
1941年2月，中央军委开始整合敌占区所有的游击大队,特命李先念担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由军委直接指挥。
在抗日战争中，李先念率领的第5师作战刚猛，与日伪战斗超过1200多次，共消灭日伪4万多人，成为我党扎根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
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候，在李先念的卓越领导下，5师在残酷战火中成长为5万铁血雄师，所辖地区横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等地，占地9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人，民兵30万人，成为我党在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在新四军中向来有“地盘最大、兵力最多”的赞誉。
1945年8月，为面对老蒋挑起的全国内战，中央决定将鄂豫边区整编为中原军区，由李先念担任这个大军区的司令员。
从一个地方游击队扩编成一个由中央直辖的核心大军区，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后，老蒋在中原地带陈兵三十多万，修筑了6000多个碉堡，誓要将中原解放军围歼在以宣化店中心的狭小地带，形势异常严峻。
中央要求李先念迅速组织破围，临机决断，路线自定。
李先念所部只有区区5万人,要在老蒋30多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下跳出生天，难度可想而知。
李先念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对中原突围做了精心布置。在大多数将领建议向东破围，向新四军主力靠拢时，李先念力排众议，一方面采取“声东击西”之计，让一旅在宣化店以东虚张声势，造成中原主力东进的假象，吸引老蒋的重兵向东；
另一方面，他让第5师独立二旅旅长张体学率军在6月26日清晨，借着大雾掩护，与宣化店主力部队秘密换防，通过“空城计”释放中原主力大军仍在宣化店的烟雾。
接着，李先念在当天晚上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进一步迷惑明里负责军事调停，暗地里却是刺探情报、监视我军的美蒋代表。
演出结束的当天深夜，早就做好撤退准备的中原军区机关和大军主力，悄然撤离宣化店往西而去。
6月28日，美蒋代表不放心，请求面见李司令，张体学按照先前商量好的剧本，先把美蒋代表安置在会客厅，佯装进去请示，出来后告知李司令身体欠佳，不宜见客，还转交美蒋代表一封“李司令”签名赠送的明信片。
美蒋代表认出是李司令的亲笔签名，落款时间写着6月28日，这才放心地离去。
而这一幕早就在李先念预料之中，为此他提前准备了好几个日期的明信片，以假乱真迷惑敌人。
在老蒋公然撕毁停战协议，全面侵犯中原解放区的时候，我中原大军早就通过一出完美的“空城计”，一路向西直奔大别山而去了。
中原突围首战告捷，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为全国其他区域的解放战争赢得了充足的准备时间。
作为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李先念策划的中原突围充分显示了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老蒋这段时间的日记中，李先念的名字开始不断地出现，可见老蒋对李先念的作战指挥水平印象深刻。
此后，李先念所部汇入刘邓大军，转战千里，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征程。
二、下马治天下，勇挑经济担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先念担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同时兼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面主政湖北党、政、军工作，这在当时并不常见，充分显示了中央对李先念的异常信任。
在李先念的主政下，湖北开始摆脱常年战乱的阴霾，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各行各业显示出生机勃勃的迹象。
1954年，5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央急召李先念进京，李先念还以为中央要听取湖北经济发展的汇报，急匆匆地带上文件就赴京了。
没想到这次进京，中央并不是要听取汇报，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陈云和刚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了中央让他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决定。
李先念只上过三年私塾，他诚恳地跟两位老领导、老上级说：“我这个人是打仗出身的，搞经济实在是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恐怕会辜负了党和国家的信任，还是另选他人吧。”
陈云和邓小平苦苦劝说，李先念就是不答应接任，这时毛主席知道了李先念进京的消息，将他叫了过去。李先念一见到毛主席，就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希望毛主席能够考虑其他人选。
毛主席听完李先念的话，顺手点起一支烟，笑着说：“先念同志啊，你不想干，干不了，那我只好去台湾请来国民党的宋子文、孔祥熙来干喽。”
李先念一听就急了，那怎么行，说不得，只好服从中央决定，硬着头皮接任了。
其实最早建议李先念接任财政部长的，是李先念的老战友陈云。
陈云认为李先念虽然没有在经济战线工作过，但在淮海战役时主管后勤，在湖北全面主导过物价、财经、工业等领域改革，还分管过中南局的财政工作，最重要的是李先念作风正派、善于学习，而且才40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
这一建议是经过中央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过的，也得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的认可。
李先念上任后，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谦虚谨慎、刻苦钻研，很快就由外行变为内行，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个岗位上，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地干了22年。
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的“四大名旦”。
尤其是李先念，先后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政协主席等四个正国级职务，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
三、至情至性，大情大爱
李先念除了在军事、经济上取得重大成就外，在生活中还是一位至性至情、温润随和的人。虽然由于离开军队，从事地方工作，没有参与授衔，但李先念在军中人气极高，几乎所有的军队将领都跟他关系良好，从军三十年，从来没有在军中跟人闹过矛盾。
晚年的李先念常常深切怀念早已过世的母亲，他一生最为愧疚的就是见母亲最后一面时的情景。
那是1932年秋，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反“围剿”作战，李先念率军转战到家乡红安。母亲得知儿子回来了，竟冒着战火来到阵地，只是为了看一眼日思夜想的儿子。
正在指挥作战的李先念当时对母亲大发脾气：“我这里正打仗，你怎么来了，子弹打着你怎么办？”后来几乎是将母亲赶了回去。
母亲深情地望着满面焦急、清瘦疲惫的儿子，目光中充满了无限的思念、关爱和期望，母亲只是拉着李先念的衣襟，叮嘱了几句，才含泪离去。
在战斗结束的时候，李先念感觉口袋里叮当作响，才发现母亲悄悄放进了两块银元。
谁知此去征程万里，这次见面竟是李先念与母亲的永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晚年的李先念曾多次对身边的人说：“我是80多岁的老人想老娘！我想念妈妈，那天我不该对她发火啊……”
1992年6月，弥留之际的李先念对夫人说：“将来我的后事要节俭，一切按照中央规定办。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
“那里是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战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李先念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飞机载着他的骨灰，向着他灵魂中的故乡飞去，李先念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和鲜花一起撒向这片红军当年浴血奋战的土地。
人们记得，在祁连山的分界线上，他曾指挥红三十军在极为艰险的形势下与敌军血战40天，歼敌上万人。
人们记得，在大巴山的倾盆大雨中，他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从此红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人们记得，在大别山的苍莽峻岭中，他曾率部转战千里，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
结语：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
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纵观李先念波澜壮阔的一生，出身贫寒，没有在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过，一步一步从普通一兵走到军区首长，而且每每都是临危受命，力挽狂澜。
他没有学过经济理论，却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而且“很快精通”、“管理得非常好”。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善于向别人学习。
李先念曾经饱含深情地说：“徐向前同志是教我打仗的老师，陈云同志是我搞经济的老师，周总理直接指导我外交事务，而毛主席则是我一辈子革命的导师。”
在李先念纪念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09
红四方面军军史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李先念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发布日期： 2015-10-10
李先念的五次故乡行
任正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念无论是在湖北省党政军领导的位子上，还是进京后忙于国事，总是难以忘怀他一往情深的红土地上的父老乡亲。
一
1953年春，已是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的李先念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张体学陪同，在建国后第一次踏上故土。他们乘坐的吉普车在满是坑洼的公路上慢速前行，李先念对张体学说“全国解放4年了，我一次也没回去过。有人说我把家乡忘了，那是对我有看法，我这是回家还愿啰！”张体学接着说：“红安也是我的故乡，我和你一起还愿！”张体学是河南新县八里畈人，与红安的檀树相毗邻，战争年代在红安生活战斗多年，故以红安人自居。
车经永佳河、桃花抵达县城。
当天下午，县委书记马友才、第二书记郭欣、县长程鹏分别向李先念汇报了红安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情况。谈到当前工作，李先念特别强调，要花大力气抓经济建设，搞好增产节约。红安是个老区，经济建设任务重，难度比别的地方大，他希望红安县委尽快治理战争创伤，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第二天上午，李先念乘车南行，来到正在建设中的马鞍山水库工地，这座水库设计库容为627万立方米，可灌溉5000亩农田。
看到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李先念对张体学和马友才说：“这也是战斗，战天斗地啊！”
初春时节，依然寒气袭人，当赤脚单衣的民工朝李先念围过来时，他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正说着，一阵风将他的帽子吹到大坝下面去了，李先念风趣地说：“你们看，老天爷有意见，说你们不该给旱田地摘帽子。”
李先念说，水利建设一定要抓好，这是为农业打好基础的大事，工程质量一定要保证，这是造福子孙的事，千万马虎不得！
下午，李先念视察了红安中学。
程鹏向李先念介绍说，红安中学是由董（必武）老倡导于1937年9月建成的，原为黄安县立初级中学，1952年春更名为红安县初级中学；到1953年春，共设置15个班级，有700多名学生。
李先念问：“这算红安县的最高学府吧？”
县文教科的同志回答说：“是的。但这不是全县唯一的初级中学。”
“有多少教师和工友？”李先念问。
副校长成宗焱回答：“有39名教师，4名工友。”
“教师数量不少，就是学生还不算多，还能不能多招些学生？”
“能多招，就是缺教室。”
李先念当即与马友才、程鹏商定，由县里解决一笔钱，用来维修和新建校舍。李先念随即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解决了一个学校的问题，但远远不够。体学同志记着，回省后，要就教育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请专员、县长参加，使全省的中小学教育在三几年内有个较大的发展。”
第三天上午，红安县委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到会干部有600余人。人到齐后，马友才宣布，今天由李先念同志给大家作报告。李先念站了起来，用他那依然如故的浓浓乡音说：“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见见面，回来一趟不容易，如果与大家连个照面也不打一个，等我一走，你们就会指我的脊梁骨，说我李先念摆架子！今天一见面，大家都蛮高兴的。”随即，掌声响起，笑声满堂。
会上，李先念以“加强经济建设，壮大经济实力”为题，向到会干部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新中国成立时间不长，面临的困难很多，任务很繁重，但首要的是抓经济建设，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生产上去了其他的问题就好办多了。如群众连饭都吃不饱，那就什么事情都不好办。
怎样才能搞好经济建设，他说，搞经济，光领导重视还不够，要身体力行，带头学习，边学习边实践，尽快成为内行。
针对县里有少数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军属摆老资格，把年轻干部不放在眼里，开口就说“我干革命时，你还没出世”之类话的情况，李先念说，你有功劳，大家都知道，但没有必要把过去的功劳挂在嘴上当喇叭吹。人是各有所长，年轻同志有文化，有朝气，只是经验少些；经验是逐年积累的嘛。大家要支持年轻的同志，齐心协力把工作搞好。
谈到当前的春耕生产，他说，听说七里、紫云一带不少的人，从早到晚胯里夹个火坛，从冬到春舍不得丢，这个习惯很不好。我劝你们要尽快把火坛放下，到田地里抡起锄把干一阵子，身上就热了。大家都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耽误了，全年的日子就不好过。
李先念结合本县的实际，讲得生动具体，使全体干部深受教育和鼓舞。
第四天上午，李先念启程回省，参加会议的干部和群众汇聚到东门下岗欢送，车已驶出县城，李先念仍回头向群众招手致意！
二
1960年10月的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带领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由河南方向来到红安。这是他建国后第二次，也是调到中央后第一次回到红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黄冈地委、行署负责人姜一、马友才先后赶来红安，陪同李先念视察。
其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全国许多省市因粮食奇缺而饿死了人。李先念一下车就向县委书记张景田了解灾情，张景田如实作了汇报。李先念说，中央已着手部署整风整社，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的根本制度，你们要认真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凡是一平二调的要彻底清理，坚决退赔。
李先念特别强调了干群关系。他说，战争年代，我们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取得胜利，直到建立政权。现在有的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完全丢掉了，只图自己享受，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样的干部一定要撤掉，绝不能心慈手软，不然，我们党就会失去民心。现在是非常时期，要广泛发动开展生产自救，多种瓜菜，以瓜菜代粮食。随行秘书介绍：“瓜菜代是李副总理提出来的，中央认为是个好办法，已发文向全国推广。”
当天晚上，李先念与姐姐李德琴及侄儿陈锡民就红安乡村的情况进行了交谈。李德琴说：“先念哪，红安好些地方没得粮食吃，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你也该说个话，调些粮食来接济一下。”李先念说：“红安人要吃饭，黑安人也要吃饭，现在全国到处都需要粮食，如果都伸手找我要，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招架不住，你们也该为我想一想。”
第二天上午，李先念前往二程、七里等地看望受灾群众。一路上，他看到不少村民面黄饥瘦，心里非常难过。王任重当即决定，马上调一批杂粮到红安，接济农村的特困户。
从来到走4餐饭，李先念一行一直是吃荞麦粑，咽青菜炒豆渣。
第二天下午，李先念乘车去武昌，准备在省的干部大会上作反“五风”的报告。
三
1963年冬，李先念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陪同，在建国后第三次回到红安。
到县城后，李先念不顾旅途疲劳，当即听了地、县工作汇报。汇报一结束，李先念深情地说：“我已经将近20年没回老家了，这次要去看一看，不然，村里的人就要骂我，说不定还不认我李先念哩！”
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吃了早饭，乘车直达占店镇。一下车，早已迎候在路旁的高桥区委书记耿协楠就请李先念进屋喝开水，李先念回家心切，说：“不喝了，李家大屋还怕没得水喝！”
从占店镇到李家大屋足有8里地，因未通公路，只能步行。一路上，李先念触景生情，与马友才、叶绍先、耿协楠忆往论今，说到高兴处，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林佳楣是第一次随李先念回婆家，兴致很高，只是这山坡小路难为了她，加上穿的高跟鞋，走不多时就被李先念拉下了。李先念不时回头看看，笑着说：“怎么样，你那高跟鞋就不如我们这平底鞋，这也叫‘因地制宜’。”
来到村前，村里的人正在吃早饭，听说李先念回来了，大家连忙出门相迎。不一会，全塆的人都围拢来，在年长者中，李先念一眼就认出了戴家婶娘戴斌。
戴斌说：“先念啦，我以为你把我和乡亲们都忘了哩！”
“那是忘得了的？大革命时，我们在李家岗树林里开会，你和我二嫂总是给我们送饭吃。”李先念回答说。
“那叫什么饭啰，完全是点糠菜。只能说填下肚子。”
“就是得了那点糠菜，不然，我还能活到今天？”
随后，他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就大家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拉起了家常。当听到每人每年能吃到600斤粮食、分到6-8斤食油时，李先念高兴地说：“那好，那好，我小时，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没得油吃，每次炒菜，我娘把锅烧热了，用布在油碗里轻轻一蘸，在锅里一抹，就算一碗菜的油。”
当问到村里有什么困难时，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愿开口。耿协楠说：“你们有么想法就跟李副总理讲，不要有么顾虑。”
这时一名中年男子开口说：“我们塆里的人夹（轧）米要到别的塆里去，来回十几里路，很不方便，想请李副总理解决一台轧米机。”
李先念笑着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你们莫看我官大，这个问题我可没有办法解决！”
马友才说：“这件事由我们想办法解决。”
李先念接着说：“你们看，京官不如县官啰！”
秘书多次提醒李先念说时间不早了，李先念只得依依不舍地和乡亲们道别。
在返回区公所的路上，一些在田间劳动的群众热情地与耿协楠打招呼，李先念很满意地对耿协楠说：“不错嘛，看来你的群众关系很好！”
区里准备了几桌饭，由于条件所限，只做了些家常菜，当然少不了腌豇豆和臭皮子。李先念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尝尝，这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哟！”
在回城的路上，马友才有意请一向重视水利建设的李先念看一看红安的金沙河水库，李先念欣然应允。
车行至坝底，李先念一下车就直奔坝顶。看到宽阔的水面，李先念感慨地说：“这水库修得好！”接着问：“效益怎么样？”
马友才说：“水库的库容为1亿7000万立方米，可灌溉红安、新洲的15万亩农田，只是目前还是个闷葫芦，渠道没开通，水放不出去。”
“那还不赶快开通？”李先念随即说。
“开渠需要大量的雷管、炸药，县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马友才显得为难地说。
李先念会意，这是跟我要钱的，他说：“老马啦，我上了你的当啊！”
事后，省政府从水利建设专项经费中拨来2000万元，使渠道很快开通了。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李先念因有要事在身，只得匆匆赶往武汉。
四
1979年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李先念又一次回到故土红安。省、地有关领导陈丕显、夏世厚、马友才等一同前往。
16日下午4时，汽车驶进县委客室刚停稳，迎候在此的县委领导即请李先念进房歇歇。李先念说：“不歇了，谈谈县里的情况吧！”县委副书记文柏山把红安工农业等方面的情况向李先念作了汇报。
“去年旱情严重，收成不太好吧？”李先念关切地问。
“粮食比前年减产4000多万斤，但仍达到了4亿5000万斤。”文柏山回答。
“群众生活怎么样？”李先念又问。
“饭能吃饱，就是缺钱用。”县委副书记耿协楠说。
“光有粮食吃还不够，要发展多种经济，多种经济搞好了，群众手头就活了。”李先念说。
晚上，李先念在县大礼堂观看了县剧团演出的传统楚剧《葛麻》、《唐知县审诰命》，每到精彩处，李先念便带头鼓掌。
演出结束后，李先念看时间还早，就对秘书说，走，我们到街上转一转。他们出了客室一直朝南走，李先念向随行人员说，过去的红安县城小得很，吃一根油条的功夫就把县城转完了，现在，吃5根油条恐怕还走不出城。
17日早餐过后，李先念来到县城中心的董必武故居参观。董老故居的老屋早在1927年就被国民党“清乡团”烧毁，现在所看到的是1977年由县文物部门按原貌重建的。当看到一份报道黄麻起义情况的《布尔塞维克》杂志时，李先念对陈丕显说：“董老对黄麻起义作出的贡献很大，很多领导人都是他的学生，我就是这年11年27日入的党。”
从旧居出来，他乘车到县烈士陵园，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碑前伫立良久，他仔细看了碑文和中央领导的题词，随后来到红安革命博物馆参观。当博物馆工作人员向参观的领导介绍，李副主席当年也参加领导了农民运动时，李先念接过话茬：“我算什么，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卒子。当时主要是董老，他算是我们的老祖宗；还有陈潭秋，在湖北搞党务。”
在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图章陈列柜前，陈丕显问：“这是真的吗？”李先念一看，说：“是真家伙！我当年用的就是它。”
从头至尾，馆内陈列的500多件文物、照片和图表，李先念都看得很仔细，边看边问边介绍，参观结束时已近10点。马友才对李先念说：“烈士祠后面有三个墓，蔡申熙、沈泽民的董老已题了字；吴焕先的还空着，想请你题一个。”李先念满口答应。
走出大厅，马友才建议到后面山上去看一看，李先念问：“山上有杉树吗？”
“这里没有，别的地方有，但离这里很远。”耿协楠回答说。
“去看看杉树和麦子吧！”李先念接着说。
11时许，李先念一行乘车来到二程公社刀背岭大队林场，他向公社书记辛惠明询问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然后兴致勃勃地登上山去。他看到成片已经成材的杉树时十分高兴地说：“你看这多爱人，一定要多栽杉树，大力发展林业。”林场不远处是成片的麦地，还有油茶和板栗，李先念颇有感触地说：“搞农业，不发展多种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在油茶山，李先念姐姐的外孙女、侄子提出要和李主席合影，李先念风趣地说：“合影可以，但你们可别拿我的相片去招摇撞骗啰！”
17日下午，李先念离开红安，全县万余人拥上街，把整个民主街挤得水泄不通。李先念打开车窗，向群众频频招手致谢。
出城后，车驶到李家大屋，乡亲们闻讯都围了上来，李先念连声说：“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啊！”随后走进故居，看到室内简单的陈设，他满意地说：“还是那个老样子。”
当看到故居旁的一栋新房子，便问：“这是什么屋？”
“是展览室。”文柏山回答说。
李先念误以为是他的展览室，说：“谁叫搞的？”耿协楠忙解释说：“这是高桥地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展览，展出的是全高桥的革命历史。”
李先念这才说：“这还差不多。”
下午4点，李先念在故居前与乡亲们合影留念后才一一握手道别。
五
1988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偕夫人、全国政协委员林佳楣回到红安视察。
这是建国后李主席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他梦牵魂绕的故乡。
19日上午，李主席在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关广富、郭振乾、钱运录的陪同下，从大悟经河口进入红安最西端的上新集镇。
一踏上故土，李主席感慨万端，他顺手拉开车上的窗帘，看到沿途村庄新建的各式楼房和满山满畈呈现出的丰收景象，便对前来迎接他的红安县委书记杨春生和县委副书记耿协楠说：“快10年没回，变化不小啊！”杨春生回答：“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深得民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李主席说：“领导方法很重要，这也有你们的功劳。”
面包车缓缓前行，李主席的思绪却在纵横翻飞……
“那是冯受二吧？”李主席指着远处的一个村子问。
“是的。”杨春生回答说。
耿协楠补充说：“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记载，1932年李主席率部在这里与国民党打了一场恶仗，双方伤亡不少。”
“将近60年了，但那种场面总忘不了啊！”李主席很有感触地说：“革命成功真不容易，我们红安的这个‘红，字是名副其实的‘红’啊！”
耿协楠说：“我们将这段历史编写成了专门册子，每年都要向干部群众进行传统教育。”
李主席说：“应该这样，红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一定要把它继承好，一代一代传下去。”
交谈意犹未尽，车已到县城。
在县委客室一下车，李主席与早已迎候在这里的黄冈地委、行署以及红安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李先念主席还特别安排了曾和他1926年一起以木匠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蔡席丰同志，也专程从大别山腹地罗田三里畈三解元蔡家冲来到红安这里和他见面，40多年才能相见，两人四手相握老泪纵横。
午饭后稍事休息，李主席就踏上了视察之途。
车到七里坪列宁小学，600余名身着节日盛装的少年儿童及教职员工，挥舞着各色艳丽的花环，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李主席及夫人林佳楣。李主席面带慈祥、亲切的笑容，频频向少年儿童及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看到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李主席无限欣喜，他对随行记者说：“来，给我们照张相。”随着相机的“咔嚓”声，历史永远记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在学校接待室里，李主席刚坐下就高兴地说：“学校建得很气派嘛！”
列宁小学的孟校长说：“这主要得力于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李主席说：“那是应该的。土地革命时期，我就听说过列宁小学，现在可就今非昔比啰！”
孟校长介绍说，列宁小学是1930年由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创办的第一所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初级小学。两年后，国民党占领七里坪，学校被迫停办。解放后，党和政府拨款修复了校舍，1978年正式复名为列宁小学。
“这里有多少学生？”李主席问。
“全校现有12个班，58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有43人。”孟校长回答。
“学生在课余能开展些什么活动？”李主席问。
“学校有电化教室、实验室、校史陈列室、乒乓球活动室，还有科技室，课前课后，学生常到这些地方活动。”孟校长说。
李主席说：“科技活动室要办好，让这些山里娃娃能及时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开阔他们的眼界，科技教育就是要从少年儿童抓起。”
李主席并就学校教学等方面的情况与他们进行了交谈。
随后，李主席还参观了七里坪地区革命斗争史陈列展览。
视察结束时，校长代表列宁小学全体师生请李主席为列宁小学题词，李主席欣然应允，随即挥毫而就：“发扬光荣传统，培养四有人才。”
李主席离开七里坪时，全镇男女老幼齐聚街头欢送……
走不多时，汽车停在红安县最大的国营火连畈茶园旁。
时值茶树展绿抽芽，李主席漫步其间很是欣喜。
“茶园有多大面积？”李主席问。
“有1000多亩，还计划扩大几百亩。”杨春生回答。
李主席说：“算得上初具规模。茶叶生产情况么样？”
耿协楠回答说：“全县的茶叶早已自足，现在每年可出口茶叶30万斤。”
李主席说：“过去我们本地不产茶，茶叶都是从安徽六安运来的，叫六安末子。”
李主席叮嘱，一定要把茶叶生产、制作搞好，利用科技水平上档次。耿协楠说，县委已经把这件事提上议事日程。
20日上午，李主席来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参观了董必武纪念馆，并在正在兴建的由徐向前元帅题写馆名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前，亲手栽种了一棵雪松。那一锹锹土、一瓢瓢水，饱含着李主席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深切怀念和敬意。随后，他在烈士祠前与省、地、县干部代表及北京军区赴红安工作医疗队等同志一起合影留念。
回到住地，李主席与省、地、县的负责同志就发扬老区光荣传统、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座谈。
李主席说，红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传统继承好，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要当老实人，说实话，办实事。要抓农业、抓粮食，坚决制止滥占耕地。水利建设要常抓不懈。
20日下午，李主席满怀依恋之情，告别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临别时，他向送别的省、地、县负责人说：“希望你们常有喜讯传到我那里，家乡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李主席就要走了，数万干部群众相聚街旁为李主席及夫人送行，见此情景，李主席很是动情，他打开车窗，不停地向前来欢送的干部群众手致意……
（湖北文史资料2000年第1期）
子女深情回忆李先念（子女深情回忆李先念）
2009年是李先念诞辰100周年，一向低调的李先念儿女开始走进公众视线，通过各种纪念活动缅怀他们的父亲。李先念共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长女李劲是和前妻尚小平所生。1949年，李先念和林佳楣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分别是二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和小女儿李小林。四兄妹全是共产党员。
笔者有幸走访了李先念的三个孩子，听他们讲述父亲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人生印记。
李紫阳：
父亲耿耿于怀的两件事
在解放军305医院狭小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李紫阳。李紫阳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大姐热情、爽朗，长相酷似父亲。她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李先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09年6月23日，农历端午节，李先念出生在湖北省大别山区黄安（今红安）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由于母亲没有奶水，李先念是和自己的外甥一起吃大姐的奶水活下来的。
李紫阳说：“由于贫穷，李家一年大约只有三个月有点粮食吃，其余月份就要以挖野菜来糊口。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很有见识的祖父李成元硬是要全家人勒紧裤带，供父亲读了两年私塾。”在私塾里，李先念读书很刻苦，算盘也打得最快。1921年辍学后，年仅12岁的李先念开始拜师学木匠。3年后，他独自一人来到汉口当学徒。
“汉口的球场街有一家棺材铺，父亲就是在那里做活，接触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了他们的疾苦。”李紫阳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17岁的李先念再也呆不住了，决定重返老家闹革命。在家乡，李先念读到了《湘江评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开始明白更多的革命道理。由于识文断字，又有阶级觉悟，李先念很快就担任了高桥区委农协执委和工会主席。1927年秋，李先念领导贫苦农民举行黄麻起义，一举夺下了黄安、麻城两座县城，成立了鄂东农民军。这一年，李先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留了60年的两块银元
李紫阳说，战争年代，父亲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直到晚年，他还有两件事耿耿于怀：
1932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一天，已是师政委的李先念正在河口与敌人激战，他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听说儿子要转移，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一定要看看小儿子。“父亲年轻气盛，担心祖母的安全，他说‘子弹不长眼，您怎么跑到战场上来了？’便匆匆话别。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此一别，父亲此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
那场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发现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有两块银元，是母亲偷偷留下的。在当年，一块银元便可以买一担米，约一百六十斤。这两块银元，可能是母亲的全部积蓄，她跑了几十里山路，就是为了送给即将远征的儿子。后来，李先念一直将两块银元带在身边。李紫阳说：“整整60年后，父亲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最想念的还是祖母。他经常会念叨，‘我晚上做梦，又梦见妈妈了……’”
另一件让李先念始终不能忘怀的，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战斗经历。1936年11月11日，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立，李先念为军政委员。他们按照中央指示开辟河西走廊。1937年春，李先念在倪家营子进行保卫战，50多天部队损失惨重，红30军打得只剩3000多人。随后，西路军在石窝山总部最后一次开会，决定将现有兵力分成三个支队，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汇报，李先念指挥全军，由他率左支队，王树声率右支队，打游击。
石窝山分兵后，李先念带着一部分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上了祈连山。翻越祈连山时，整整43天，冰天雪地，没吃没喝。李先念自己不骑马，把马给小战士驮枪。4月底，李先念终于在新疆星星峡与陈云、滕代远的部队会合。当时，站在李先念身后的西路军将士只有600余人。据记载：西路军在开辟河西走廊时，一万多人战死，九千多人被俘，五千多人被杀，四千多人流落民间，六百人到了新疆，几百人回到延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路军的失败被视为没有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结果。
李紫阳说：“西路军对父亲来说是难忘的，他临终前说：‘我最后再要求国家为我花一笔钱，把我的骨灰分三处洒到大别山、大巴山和祈连山，不这样，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李先念去世后，遗体火化时，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把他所有的遗物都交给了国家和纪念馆，只有这个见证了丈夫戎马生涯的弹片，她舍不得捐出去。这一遗物，也成了父亲留给子女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不允许子女经商
在孩子们眼里，李先念是一个严肃而宽容的父亲。
李紫阳略带遗憾地说：“小时候，我们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们都是解放后出生的，都很小。‘文革’时，我才上初三，妹妹才小学毕业。那时父亲主管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五六点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起床见不到他，晚上放学他也很少在家，有时候我们都休息了，父亲还没回家。”
尽管没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李先念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严格，他甚至规定了许多不准，比如不准孩子穿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等。
李劲是家中长女，一直在外地工作。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她都“隐姓埋名”，从不向任何人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独立地生活。李先念心里非常挂念这个女儿，李劲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他都要让秘书悄悄地去调查。每次秘书回来都告诉他，李劲很低调，没有人知道她是李先念的女儿。听到此，李先念总是沉默良久，说：“这个女儿有志气啊！”李紫阳对姐姐也很佩服，她说：“姐姐一直跟随姐夫在深圳创业，姐姐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他们很低调，谁都不知道她跟我们有关系。”
1954年，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从此他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人们称他为“大管家”。但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不允许经商赚钱。
李紫阳感慨地说：“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爸爸从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惜。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
李先念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老旧的，有的还是他从湖北带到北京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家的人口增加，开支也增大，林佳楣感到经济有点紧张，光靠她和李先念的工资明显不够。于是，她要求三个子女每月各交150元的生活费贴补家用，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晚年，李先念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经常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25元钱的汤。李先念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
李紫阳坦言，“文革”前她对父亲很不了解，但是父亲去世后，她更多地了解了父亲。她说：“父亲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拉自己的小圈子，始终很低调，这一点非常可贵。”
李小林：
“保密”也是重要家规
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大院里，笔者见到了李小林。李小林现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75年从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这里工作。
说起父亲，李小林充满敬意：“我觉得爸爸属于那种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顾全大局，而且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她一连用了四个“非常”。“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听父亲抱怨过任何事，国事，家事，什么事情都自己去消化。”
“爸爸党性极强。从来不在家里议论他认为不应该说的事儿。他有一句名言，‘最好的保密，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旦知道了，就很难保守秘密。所以我们家里从不议论中央的会议呀，人事呀，内幕情况呀，包括我妈妈在内都不知道，这是我们一贯的家风。”
李小林童年时，梦想当一位白衣天使。李先念发现小女儿性格外向，更适合和人打交道。在父亲的支持下，李小林选择了外语专业。李小林说：“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他对外人都比对我们宽容。他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能当官，不能赚钱。我跟他讲，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一辈子绑在你这个战车上，我们总得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就不同意。他说，你不要惹事，把工作搞好就行了。不需要当官，不需要赚钱，更不需要出名。”
对于小女儿李小林，李先念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一次，李先念在接见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会长时，外宾问他，你是怎么培养这个女儿的？李先念说：“我这个女儿从来不听我的话，她的成长完全是她独立的。”李小林笑着说：“这句话，我觉得挺能概括我的。我完全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正确的我就听，不正确的我就不听。但我从不当面顶撞他。”
上世纪80年代初，李小林想到美国学习，但父亲不同意，“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双方都有一种神秘感，像我们这样的，他根本不放心。但我坚决要走，好在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给了我百分之百的支持。父亲后来没办法了，才放我走的。”
李小林在美国学的是美国历史、亚美移民史。三年的课程，她用了一年零九个月，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回了国。“我连暑假都没有休息，学的很苦。”李先念时刻牵挂着远在美国苦读的女儿，他给女儿写信，反复叮咛：“儿不嫌母丑，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他给女儿题字：“祖国虽穷，但她是你的母亲。”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李先念就让秘书带着李小林上大街，去看北京的变化。晚上，他不让女儿倒时差，一定要她去看电影《火烧圆明园》，而且自己还要陪着看。李小林说：“我当时太困了，可是爸爸说不能推后，一定要今天晚上看，我觉得他是对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他觉得不管你在哪里读书，你首先不能忘记祖国。”
采访结束时，回顾父亲的一生，李小林伤感地说：“爸爸走了17年了，可我感觉他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办公室如旧。他的卧室如旧。他的音容笑貌如旧。他的爱如旧……”
李平：
父亲一生忠诚
听李先念家里人讲，李平无论形象还是性格，都和父亲像极了。李平16岁参军，1970年入党，现为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少将军衔。
“我这个人比较传统、保守，一直很反感那种夸父、夸官、夸自己的行为，太虚了。这一点恰恰是我和父亲在一起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他留给我的。”
李平认为“父亲是父亲，李平是李平”，他说：“父亲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经历的风风雨雨，从来不跟我们讲。这无形中给我们一种影响，你做的都是应该做的，有什么显摆的呢。”
作为军人，李平说他对父亲的评价，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忠诚。
李先念一生颇为传奇，战争年代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解放后，更是几经风雨，多次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李平感慨地说：“父亲的思想基础和根源就是忠诚，有了忠诚两个字，才能无私无畏，什么都不怕。命都交给党了，交给人民了，那点委屈算什么？冤枉算什么？吃点亏算什么？”
李平回忆，父亲去世前不久还对他说，当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肃反，李先念的亲哥哥被当作坏人拉出去枪毙。“当时拉他的时候，他对爸爸使劲地挤眼，意思是让爸爸不要和他相认，以免受牵连。”父亲的讲述，让李平感到了战争年代斗争的残酷，同时，也更让他感受到父亲内心深处的坚强。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教诲，李平也用了两个字，那就是做个“好人”。李平说，父亲一直把“好人”作为评判一个人的特殊标准，并且把这个特殊标准用在了自己的家里，用它来衡量孩子们的行为。“父亲去世前不久，还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可能因为李平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李先念对儿子的要求极为严格。在李平的印象中，父亲始终是个“严父”，“爸爸眼一瞪，嗯一声，谁敢动啊。”一次，李平发烧无法上班，因为怕被父亲批评，竟然躲在自己房间里不敢出来，连中午饭都没吃，直到大家晚上回来，他才敢露面。
李平感叹父亲的严格，“他‘严’到什么程度呢？我1977年至1985年一直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到军事科学院时是正连职，离开时是正营职，8年只提了两级。调到北京军区后，父亲专门派秘书到军事科学院去调查我，问我被调走的原因是什么，看是不是没本事干不下去了，是不是在那里惹祸了。”
晚年，李先念喜欢和家人在一起打麻将，有时老人家还会搞点小动作，偷张牌藏起来，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但李平不行，一定要老人家交出牌来，大家开玩笑说“这都是你教育的结果。”
和中国传统的家庭一样，李先念很喜欢小孙子。李平说：“我儿子出生时，父亲正在打麻将，但心不在焉呀，一直想着医院的消息，打得很臭。后来一听说生了，他把麻将一推，也不打了，说：‘好了，好了，我有孙子了’。第二天，见到那帮朋友，薄一波、宋任穷等，他到处说‘我有孙子了’。”李平说，这一次他突然感受到了深沉的父爱，“其实我们在爸爸心中还是很重的，虽然平时你没事，正常工作生活的时候，他不怎么理你，不怎么流露，甚至有时几天也不说话，但他的爱埋藏得很深，很爱我们。”
李平眼睛有些湿润。他说：“父亲是忠诚一生。和他比，也许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只有一个字就是‘孝’。我对得起父亲。我想要做个‘孝子’，并不是说仅仅供养父母，让他们衣食无忧，而是要心甘情愿继承老人的事业，精忠报国，为民服务。”
作者：《环球人物》特约记者 肖伟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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